四、建言中国律师的长远发展

　　经过多年的发展，当下中国律师业的整体状况已非往昔可比。律师执业者的数量规模目前已有20多万之众，分属于全国约1.8万家律师事务所。律师业在整体上已经脱离国家怀抱，融入社会大家庭，变得更加自主自立，更有交涉力；律师的生存根基和命脉，已经从单纯的政治忠诚，转向了参与社会分工、回应社会需要的职业理性。尽管如此，顺着律师业社会化和行业化的发展轨迹，寻根于社会，植根于社会，在社会的广阔天地中根深叶茂，仍然是中国律师业今后不能不予以清醒认识和自觉行动的主题。

　　值此中国律师制度百年之际，中国律师业有必要内省，有必要反思，看看有哪些情况促进或彰显了这一主题，有哪些情况妨碍或消解了这一主题。这里，我想在审视检讨现行制度认识和实践的基础上，首先从认识的宏观层面就中国律师业今后的发展择要建言以下三点：

　　其一，法治兴、律师兴，律师业的兴旺以法治发达为前提。在法律界尤其是律师界流传一种说法：“律师兴、法治兴”；“无律师不成法治”。此种言论虽具有感召力，却可能给人以误导。应该说，基于律师业和社会法治的内在逻辑关联，律师业的兴盛的确能表征社会法治的发达，而且从互动的意义上说，律师业在促进和维护社会的法治化治理方面，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。但是，从律师业和现代法治这两者之间更为原初的关系看，如果以为一个社会只要律师业兴盛了，法治就必然发达，则显然是因果颠倒、倒因为果。人类已有的实践经验表明：法治兴、律师兴。没有民众对法治的崇尚，没有承载自由民主法治的政制框架，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，就不可能有真正发达的律师业。中国律师的命运，在整体上取决于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；尤其是在现阶段，律师业致力于推进法治，也就是致力于律师业的长远发展。

　　其二，弘扬职业主义精神，在律师角色的价值正当性上进行文化和观念的重建，从根本上解决对律师的社会认同问题。近现代律师制度在中国原属 “舶来品”，在轻讼、贱讼的传统中国宗法等级社会，律师极易被混同于专以舞文弄法、帮闲助讼为能的讼师一类，缺乏道德和法律上的正当性，从而使律师制度在实践上面临双重危险：一是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格格不入而遭排拒，二是丧失现代精神而发生实际蜕变，即所谓的“讼师奸谋得其尝试。”1949年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，律师制度被说成“资产阶级的专利”，律师被视为“专为坏人说话”的政治上的“失节者”，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实践上遭到排拒。从现状看，这样一些不利于律师业发展的文化传统和观念形态，至今影响广泛，严重阻碍了社会对律师的整体认同。加之律师界弥漫着一味追名逐利的商业主义倾向，使得社会对律师的认同更是雪上加霜。而律师业的存在和发展，恰恰不能没有或缺乏社会认同。律师是一个需要诸多职业特权（如职业自治、职业豁免、职业调查等）的行业，而这些职业特权的获得和实现，都以律师的社会担当以及社会对律师的认同为基本前提。从中国律师业的长远发展看，要解决文化传统排拒、意识形态歧视、商业主义泛滥的问题，就必须有天下情怀、社会抱负，不断强调自己的社会担当，弘扬利他主义的职业伦理，彰显自己的价值正当性，并在获取社会高度认同的基础上，达成职业特权和职业使命之间的历史性契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