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讼师家庭的两代上诉史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  林乾

　　唐代为人作词状，如果得实，受到官府奖励。从立法的目的而言，鼓励民间对诉讼的介入。宋明时期的相关立法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。将讼师完全排除在诉讼之外，并作为严厉惩治的客体，是清代乾隆中叶对“教唆词讼”例的全面修订，这也是“以例破律”的典型。

　　本文所讨论的一个案例，堪称典型。这是因为讼师刘儒恒介入了一桩嘉庆年间非常有名的大案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，正是因为讼师的介入，使得该案向事实依归，从而做出公正判决。然而，讼师并没有因为所告为实而受到任何正面的鼓励，相反，按照“新法”，以“积惯讼棍例”判充发烟瘴，自此，讼师本人以及他的家人，包括他的妻子、儿子，进行长达十几年，父死子继，一直进行上诉。当然，结局更加悲惨。

　　本案存留数十件档案，我们从中透视出清代法律运行的诸多“面向”，在官府看来，只要挑战公权力，不管事实本身如何，就意味着对现有社会秩序特别是法律秩序的冲击，因而，此时的法律一再进行扩张解释，即把被惩治的客体贴上“标签”，为同行或相关行为做“警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