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日，余在秘书厅。总统公事桌上，置有没封套的信，现出朱芾煌字样。我素不识朱，惟知他与芸台往来甚密，且曾参与南北和议，因出于好奇心，随手取阅。函甚简单，有新政府成立在即，有三人不可用，一为赵秉钧，一为乌珍（时任步军统领），一即余。项城于三人名旁均有手批，对赵批此人不能不用，对乌批现时不可少之人，对余批，他不想入政府。这明明是取瑟而歌之意，翌日即函辞秘书。

我素无积蓄，遂将化石桥住宅租与外人，迁回松树胡同，适左邻有一小院出售，遂收买合并，薛姬亦同居，以省开支。惟双亲屈居蜗舍，心觉不安而已。

其时司法部成立，新订律师条例，法庭诉讼可延律师，余即请领律师证书，尚是第一号，事务所即设在家中。时仲和任大理院院长，大理院与高等法院在一起，前清已新盖大楼。地方审判厅另设他处，仍是旧衙。时法官与我同学的不少，向来往还甚稔，因余为律师，为避嫌起见，与余戟门、林行规、姚次之、张棣生平素极熟之友人等，绝少往来，即仲和亦少见，见亦决不谈讼事。当时法官真是廉洁自好，对于讼案，慎重审理，散值后犹携案卷回家工作，可当得起清慎勤三字。各省法官亦蔚成风气，绝不闻有受贿情事。此种风格，直维持到北方政府终结为止。

余初作律师，除照章公费外，不计较酬报，听当事人之便。其时风气未开，请教者不多。后有一案，一审判死罪，二审维持原判，上告到大理院。该案论事实应判死刑，惟因律无明文，情形特殊，第一审根据事实判处死刑，第二审仍维持原判，被告不服告到大理院，请我辩护。余即根据律无明文不能判罪为理由，大理院本是书面审理，遂将辩护状送进。结果原判撤销，改判无罪，于是被告全家老小，到我事务处叩头致谢，感激涕零，谓因家贫，只送些土产表示谢意。余亦不收酬费，连公费也免了。从此大家知道诉讼不能不请律师，且知道我以侍郎做律师，区区之名，不胫而走，从此门庭如市。余亦不管案件大小，来者不拒，每月收入，绰有裕余。

后来，法政学生挂牌业律师者渐多，唐宝锷亦挂牌做律师了。其时监狱由清末新建，洁净有秩序，是为清末预备立宪而新盖者。至地方厅看守所，反逼窄污秽，秽气熏人，令人难受。论理看守所，为留置未决犯，监狱则为收押已决犯，看守所应比监狱为优待，今乃适得其反，殊欠公道。我有时因面询当事人之故，身历其境，亲眼看见，因建议司法部（时司法次长为汪子健〔有龄〕）应予改善。子健亦稔友，他告我道，监狱建后，本有修建地方审判厅及看守所之计划，适逢国变，遂不果行，如有经费当仍照原计划进行。但在我任律师时，未见实行，惟稍清洁而已。

有一次赴保定出庭，旁听席满，添设板凳，亦皆站满，大都为保定法政学堂学生，无非震于虚名，都来旁听。及返旅馆，见张灯结彩，大书欢迎曹大律师，暗觉可笑。晚饭后，有二十余乡民，跪在中庭，求大律师申寃。余出中庭，请他们起来，问要申什么冤？他们齐声说道，我们都是种地人，有跟人争田亩界线不清的事，也有争夺收成的事，告到地方法院，法官判得不公平。我们正在农忙时候，没工夫去高等法院上诉，等到农忙完了，上省到高等法院递呈子，挂牌出来，都被批驳，说上诉过期，不准上诉了，您想冤不冤？只好求大律师到京为我们想法申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