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稿酬的官司

仲武文

朱妙春律师，执业于上海市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，近年来致力于版权官司。鲁迅稿酬案上诉审，他作为上诉人（一审原告）周海婴的代理人之一，恪守职责，可谓煞费苦心。在该案了结不久，记者与他在黄浦江畔连续两日彻夜长谈。

此案于1989-年12月11日调解结束，尽管这个句号不太规则——就象阿Q怎样也画不圆的那个圆圈。我有幸担任此案的代理人，总的感觉是满意的。

达成调解协议的那天，北京风和日丽，整个气氛显得十分详和。达成调解的地点选在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人民文学出版社（简称人文社）的一间会议室里。人文社派车把周海婴接到那里。该社社长陈早春是鲁迅的学生的学生，他首先表示了对鲁迅先生和家属的尊重，认为这场纠纷的客观原因在于法制不够健全和50年代的文化政策问题，并认为对此纠纷处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负有责任，同时再次表明了调解结案的愿望。周海婴对陈早春的气度颇有好感，欣然同意，并愿将《鲁迅古籍辑录》一书交由人文社出版。因而舆论界将调解协议的达成称之为：“让干戈为玉帛”、“握手言和”、一声尊重解‘恩怨’”。

这场官司打了很长时间。1986年6月28日起诉至二审结案，历时3年有余。周海婴以鲁迅先生的唯一继承人的身份状告人文社。诉状认为人文社拒绝向他支付鲁迅著作的稿酬，并且未经他同意与日本学习研究社、曙光社签订了出版日文版《鲁迅全集》的合同，侵犯了鲁迅继承人的合法权益；要求人文社支付鲁迅的稿酬4万余元和利息，并追索日方出版社付给中方的版税。

人文社辩称，鲁迅稿酬已依照许广平、周海婴意愿上缴国家；与日本出版机构签订的合同是经有关部门批准的，不存在侵权问题。

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，并于1988年6月作出判决，驳回周海婴的诉讼请求。周海婴认为该案的一审判决不公，当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

我是该案二审两位诉讼代理人之一。说起来，我办这起案子也纯属偶然。1988年l1月，我为办理一桩专利案上北京办事，一天稍有空闲，同行的两位上海记者要去拜访周海婴，便邀我结伴前往。周海婴是一代文豪的儿子，听说其貌似鲁迅先生，我当然愿意领略风采。

在周海婴家中，他与记者谈起了这件官司,听说我是律师也略为咨询一二。事有凑巧，在此之前，我已办了几桩版权案子，所以也就能答在点子上面。当时，周海婴心事重重，处于不快之际，一审败诉，对他的打击太大了，而二审的前景渺茫，加之他请的一位代理人正患病住院。这样，我也就成了该案的二审代理人之一。

承办这样的案子，影响当然大，但是担子也不轻。此案在1986年11月由香港刊物率先透露后，“出口转内销”，舆论界众说纷纭，好不“闹忙”。海内外人士都高度关切，可以说，这是至今为止数额最大、知名度也最高的版权诉讼，为此，我在一年时间内九上北京，历经曲折，耗尽心血，仅书面材料就写了10余万字；。我还多次走访了国家版权局，听取了有关人士的意见；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主持召开了鲁迅稿酬案法律问题研讨会，听取了法学界、出版界权威、专家的意见。

问起二审调解与一审判决相比有什么进展，我认为，可以围绕本案的两个关键性问题来说明。

追索人文社所欠的鲁迅稿酬，是第一诉讼请求，也是一审败诉的主要之处。二审的调解协议，实际上已经肯定了周海婴诉讼请求的合理性。

人文社从1953年到1958年为止，出版《鲁迅全集》及多种鲁迅著作，应付稿酬累计340197.ll元，曾多次通知许广平、周海婴领取。经有关部门批准，；周海婴在1972年和1981年已领取30万元。局海婴要追索的就是余下的4万余，并要求法院确认被告侵权。人文社答辩认为，这笔款已根据许广平、周海婴意愿捐赠给国家并反唇相讥周海婴“反悔”。一审法院判决支了被告的答辩，认定“许广平。周海婴将鲁迅稿醐赠与国家的行为有效，现周海婴反悔，要求追回赠与国家的4万元稿酬，本院不予支持。

50年代初，许广平、凋海婴是曾两次表示愿意将鲁迅稿酬捐给国家。应当说，这一意愿是真实意思的表示，是有效的法律行为，然而，人文社在1958年把累计的34万鲁迅稿酬提出30万元，说是准备设立“鲁迅文学基金“；剩下的4元万元作为该社营业外收入，随当年利润上缴国库。这就涉及了关键性的问题，说明这一赠予行为并未生效。

首先，许、周捐赠的对象是国家。不言而喻，国家与一个全民所有制单位不能等同。一个出版社，未经授权、如何能代表国家？如果这样的单位都能自称有权代表国家，岂不乱套？人文社不能代表国家，那么留置在人文社的鲁迅稿酬也就不能认为已属于国库。这样，许、周的意愿也就始终没有实现，赠与的行为尚未完成。

从法律上讲：赠与是双方的法律行为，既要有赠与方的赠与行为，又要有受赠方的接受行为。许、周的捐赠意思表示是真实合法的，但作为受赠方的国家拒绝了这一赠与，即只有要约，没有承诺。何况，赠与合同是实践合同，须把赠与物交付给受赠方，否则，赠与仍未生效。

当时人文社冯雪峰向国家行政长官周恩来总理汇报此事后，周总理明确表示不能接受，让冯劝说许、周收下稿酬；后又再次表示要以“鲁迅稿酬“名义在银行单独立户；最后又是在周总理过问下，从鲁迅稿酬的银行存款中，支付给当时身患重病的周海婴3万元，这说明周总理代表国家从未接受这笔捐赠。1981年，中央又决定人文社将鲁迅稿酬结清付给周海婴。

而且，这一赠与没有完成非周海婴之故，而是由于人文社的占用。因为，鲁迅稿酬的赠与对象是国家，人文社应根据放许、周意愿，将鲁迅稿酬上缴国家。然而，人文社却是自己留用，由此可见，这一赠与行为没有完成。

其次，侵权也是客观存在的。人文社在1958年将4万余元作为自己的收入上缴，把30万元留存“拟设置鲁迅文学基金，”这不仅违背了捐赠人捐赠给国家的意愿，而且也并未征得捐赠人的同意，尤其是把30万元所谓的“鲁迅文学基金”作为人文社的“流动资金”挪用达20年，这难道不是侵权吗？

锣鼓越敲越响，真理越辩越明，所以二审达成的调解协议规定：“人文社向周海婴补开捐赠书，以表明许广平、周海婴1958年向国家捐赠鲁迅的稿酬40197.11元。”这显然包含了对周海婴诉讼请求的肯定。

当然，正如你们所说，周海婴是作了让步，周海婴和其母确实表达过捐赠的意愿，这4万元也实际上已入国库，但无论如何不能让人文社以自己收入的名义上缴，现在能有一权利证书，他也就可以谅解了。

调解协议达成的那天，人文社社长陈早春当场将大红颜色的捐赠书交给周海婴，在场的人们为此鼓掌。

周海婴对人文社与日本合作出版的日文版《鲁迅全集》是否享有权利，这是本案另一焦点。现在，这一权利已得到了尊重。

1981年，人文社与日本学习研究社、曙光社签订了由日本翻译、出版新版《鲁迅全集》的合同。日方为此向人文社支付了20余万外汇人民币的版税。周海婴指出：人文社非但将版税占为已有，而且连日方请其转送给作者家属的日译本《鲁迅全集》也未转交，这是侵权行为。对此事，人文社与一审判决都说：鲁迅著作根据有关规定已超过保护期。因此，与日本合作出书无须经周海婴同意，周也无权享有版税。该社对《鲁迅全集》进行了编辑加工，并增加了一些鲁迅首发作品，使之成为新舨《鲁迅全集》，人文社是新版《鲁迅全集》的版叔所有者，甚至是唯一的

这就牵连到两个问题，即谁是版权所有者和版税由谁享有。

应该说，人交社享有的只是编辑版权，而周海婴作为鲁迅的独子享有的是著作版权。人文社即便获得新版《鲁迅全集》编辑版权，也否认不了周海婴继承的《鲁迅全集》的著作版权。

再一个是版税的享有问题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采用了以子之矛，攻己之盾”的方法。权且假设人文社与一审判决的观点成立，鲁迅著作已过保护期，那么人文社同样不能享受版权经济效益。并且，人文社也不应与日方签订合同，如果人文社能有殊遇，独家享受，而不容周海婴享受，显然有失公平。其次，我们提出了日方支付版税依据的是日本著作权规定的50年保护期，周海婴享有版权是显而易见的，；主张版税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再次，我们也提出了日方支付的版税是由两部分组成的，一是出版使用费，二是鲁迅著作翻译权的使用费。尤为后者，人文社有权独吞吗？

说到这里，会使我想起那场阅卷风波。面对律师刊物的记者，我想说一下，一吐为快嘛

人文社与日本学习研究社等签订的《鲁迅全集》日文版翻译出版合同，应该说是该案十分重要的证据。它可以说明日方向人文社支付这笔版税的依据和构成。阅卷风波牵连的就是这份合同。

据说，此合同在一审时未向法院提供，而合议庭对此根本未予重视。而二审法院棋高一着，承办人责令人文社提交，这对处理本案当然是有益的。当事人周海婴不能亲眼目睹这份合同，倒也情有可原。但按我国民诉法规定：作为周海婴的代理律依法享有阅卷权利。

我为此案第一饮上北京时，就向二审法院承办人提出查阅合同的要求，不料遭到拒绝，且未作解释。当时我考虑可能当事人在场，诸多不便，所以也就没有硬看。。？！，。毫。

谁知，当我再次从上海千里迢迢专程赴京想查阅该合同时，竟然又遭承办人百般推诿、拒绝。理由有三：唯恐新闻界捅出去；合同装入副卷，可以不给律师阅卷，将来开庭再宣读；合同是人文社向法院提供的，给周海婴代理人阅摘，会变成袒护周海婴。

说真的，这份合同是名符其实的证据材料，并非属于法院不外借的内部材料：法院承办人故意将合同神秘化，从而试图剥夺律师的阅卷权利。当时，我纵然心中有天大的不满，也不愿为此事搞僵。便委曲求全，答应保证不让新闻界捅出去。可是承办人依然固执己见。最后，可以说是“逼上梁山”，我向北京高院反映了此事，并向司法部写信汇报。之后，总算才看到这份合同。

在这起举世瞩自的案件里，律师还要遭受如此待遇，连这点起码的权利也未能充分享受，而且是发生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员身上，真是令人深思啊！

不争稿酬争权利，是周海婴打这场官司的初愿，也是我们在诉讼中遵循的原则。

如上所述，周海婴两个主要的诉讼请求实昧上已得到了肯定。我认为，此案中周海婴其余的几个实质性的诉讼请求也都有了肯定的答案。这些答案并非写在调解书上，但经过法庭辩论，通过各种报刊上的讨论，应该说已经越辩越明了，起码在法学界众多人士中形成了共识。

例如，鲁迅著作的保护期限至何时为止？一审判决认定为鲁迅先生死后20年，依据的是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写给人文社的题为《关于著作权继承问题》的复函。通过该复函已表明提出的系参考意见，这就说明该复函不具有法律效力；二是该复函还言明对20年保护期有意见的，可以留待日后著作权期限有明文规定时再行处理。1985年施行的《书籍稿酬试行规定》已明确著作权的保护期为30年。其实，这才是处理此案的依据。

又如，关于什么是首发作品的问题，人文社认为第一次公布于众的作品才算是首发作，在报刊上刊登过再汇编成集的作品不能算是首发作品。目前，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明确了，即首发作品应包括未在报刊上发表但首次收入书中出版的作品。而且还明确了，作者生前未及发表的作品，如作者没有遗嘱说明不愿发表，作者的合法继承有权发表。如作品（原作）由非合法继承人保存，应经合法继承人同意方可发表。

人文社社长陈早春说过，纠纷的产生有法律不健全和50年代文化政策的客观原因，我们认为目前版权法尚未版布，所以调解是明智的做法，也是结案最合适的形式。

周海婴在追索鲁迅1958年到1966年（即30年保护期最后10年）的稿酬等问题上让了步。这印证了周海婴打这场官司一再声明的初愿是：“不争稿酬争权利”。所以他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书面形式保留的调解协议以外的3项权利的第一项就是：享有保护鲁迅著作版权（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）的权利。也正是如此，本案才能得以调解结案。

可以想象，通过这场官司，周海婴对鲁迅著作版权的权利今后会引起各方面的重视。但是，我还认为，这场官司的意义不仅在于案子的本身，它实质上对新闻出版界进行了一次“普法”教育。它引发的有关讨论是我国走向版权法健全之路中一份宝贵财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