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七君子”事件
 

“七君子”事件

 

30 年代,中国人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,一些爱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酝酿成立救国会的组织,以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参加救亡求存运动。国民党政府对此十分惊恐,力图以笼络手段窃取救国会的领导权。在屡遭救国会领导沈钧儒等人的拒绝后,恼羞成怒,转而采用镇压手段,在1936 11 22 日深夜将沈钧儒、章乃器、沙千里、邹韬奋、,李公朴、王造时、史良七人逮捕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“七君子事件”。

案发后,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汹涌澎湃的抗议声潮,被迫改秘密逮捕为公开审案。但是他们仍心存幻想,想借此审出个“联合共产党反对政府”的结论,以镇压进步人士。于是在法庭上,“七君子”面析庭争,与审判当局展开了多次激辩。

下面,是双方论战的一些片断:
审判长问:“你赞成共产主义吗?”

沈钧儒答:“赞成与不赞成共产主义,这个提法是滑稽的,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,就是我们从不谈什么主义。起诉书竟指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,不知检察官何所依据?如果一定要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,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、爱国主义。”(检察官的问话,如认可则落入圈套,如否定则于心相违,为不让对方借此做文章,回绝是最好的方法)

审判长:“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”(不甘罢休、暗伏杀机。若肯定,则有联合共产党之嫌,若否定,则故意说谎)

沈钧儒:“共产党吃饭,我们也吃饭,难道共产党抗日,我们就不能抗日吗?审判长的话,被告不能明白。"

(巧妙回避,对问句不作直接简单的回答,而以“吃饭”与“杭日”相类比,揭穿审判长的荒谬逻辑;因为,审判长的问句意蕴:

共产党要抗日,

“七君子”要抗日,

所以“七君子”是共产党。

这是一个错误的三段论,其中词——要抗日并不周延。完全可以类推出:

审判长要吃菜,呆鹅要吃菜,

所以,呆鹅是审刊长。

沈老的最后一句话,“审判长的话,被告不能明白,”是以否定的语句, 实则戳穿审封长“故入人罪”的险恶用心。)

审判长:“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?”

沈钧儒:我想抗日求统一,当然是人人同意的。如果要说因为共产党抗日,我们就需要说不抗日;共产党说要统一,我们就需要说不统一,这种说法,是被告我所不懂的。”

(沈老的回答很有策略,第一,对“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”的问句采取回避,而以“抗日求统一,当然是人人同意的”作答,人人同意,自然“我也同意。但又不留“通共”的辫子。第二,相机反诘,指出抗日统一不特是共产党,而是全民族的共同要求。审判长若不是糊涂,便是故意陷害,至此,对方在这一问题上已再无还手之力。)

审判长不得不转换话题,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:

“共产党真能抗日吗:他们一面主张抗日,一面主张土地革命,你晓得吗?”

晓得共产党的主张,在审判长看来自然就与共产党有联系,对此,沈钧儒看得清清楚楚,他断然回绝:

“这要问共产党员,我不知道!”

审判长还不死心,又问:“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吗?”(这是一个复杂问句,在什么方面被科用?是否被利用?任何仓促的回答将落入圈套,且看沈老如何回答。)

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,我甘愿被他们利用,并且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,我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。

 ( 1、破斥模糊问句,点明我甘愿被他利甩抗日,2 、破斥“被共产党利用说“,我甘愿被任何人利用抗日。回答既合乎一贯主张,又天衣无缝,滴水不漏,这是出色的假言应对。)

问:“组织救国会是共产党指使的吗?”

答:刚刚相反,我们组织救国会,正是为了要叫共产党一致抗日。审判长这样的问话,是错误的。

问:“救国会有共产党么?”

答:“救国会会员很多,是否有共产党,无从知道。对于入会之人,不能问他是不是共产党,只问他抗日不抗日。并且共产党哪里会自己说明是共产党呢?所以要间也向不出来。(回绝应对,理由充足,严正声明救国会只是杭日组织,不顾及会员的党派,戳穿对方“救国会有共产党”就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圈套)

……

沈钧儒先生的“供词”,虚实相际,兼用回绝、回避、巧妙回答等各种应对方法,供证无懈可击,在救国会和共产党的关系,这个最为敏感,也是审判长急欲突破的关键问题上,对方也没有捞到一丝一毫的证据。其实,七君子中哪一个不曾和共产党打过交道呢?甚至于他们的至亲好友之中就有共产党员,可是,他们不是青蛙,谁也不会自动往蛇口里跳的。

1937611的初审,审判当局没从沈钧儒等七个“被告”中捞到任何便宜。

但是七君子也不满意,他们对自己在法庭上的斗争作了几番检讨,比较一致的感觉,是大家的态度太和平,一问一答,对题作文,有些被动,虽然也反驳,但是火力不够,声势不足,好似武松打虎,该使出全身力气的,只用了五分,比如邹韬奋,在法庭

上讲话比平常语调还低三度,旁听的人反映听不见。公朴说:“你是书生,心慈嘴软、笔如椽而口如瓶。”大家认为,在法庭上要敢于大声疾呼:理直气壮地宣传自己的主张,反击法官们的诬蔑。

韬奋接受了大家的批评,每天像个小学生似的,跟公朴学唱《 五月的鲜花》,《 大路歌》等歌曲,吊嗓子,练“台词”。各人都反复琢磨准备“供词”,打算在二审时,发动一次激昂慷慨的雄辩式的大攻

1937625,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“爱国犯”。

二审一共进行了七个多小时,七君子的“阵前练兵”大起作用,被告们不仅是按题作答,而且不断反质询,多次把审判当局问得张口结舌,面红耳赤。例如:

审判长问沈钧儒,是否煽动罢课? 沈老反问,“罢课太多,究竟问的是哪年哪月哪日哪次?是全上海,还是哪个学校。是哪个煽动的?证据何在?与救国会有什么关系?……”一席反诘,审判长低头无言。

审判长问:“你们主张容共吗?”李公朴反问:“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先生主张容共,实行容共,中山先生错了吗?连我们集会纪念中山先生,援助日本纱厂罢工工人,也被列为罪状,试问你们要不要作中国人?”审判长低头无言。

审判长问:“你们主张联合共产党,是不是危害民国?”史良反问。“好比一家人家,强盗打进门来,我们叫家里兄弟姐妹不要自己打自己了,首先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强盗,这有什么错?能说是危害民国吗?只能说是危害帝国——日本帝国主义,除非检察官是日本人,才会判我们救国有罪!”

审判长问:“《生活日报》 说人民阵线和人民救国阵线是一样的,是不是?”邹韬奋发问:“去年7月,一位读者来信中曾用人民阵线四字。我答复说团结抗日很好,但用人民阵线四字有毛病,不可再用,以免误会。起诉书反说我提倡人民阵线,岂非断章取义,故入人罪?”审判长低头无言。

一直在侷促不安,侯机出击的检察官,以为有了机会,突然起立,斥责道:“被告刚才说本检察官断章取义,故人入罪是不对的、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,叫他出兵抗日,他没有中央命令,怎能抗日?并且他离绥远很远,事实上也不能抗日,本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,被告不能随意指责。”

练了嗓子的韬奋大声驳斥:“我刚才说断章取义、故入人罪,是指人民阵线而言,检察官却牵涉到张学良问题上去了,真是牛头不对马嘴!……” (揭穿对方的诡辫)

辩护律师李文杰接茬说:“绥远和陕西是毗连省份,检察官说距离甚远,实在太无地理知识。(从事实驳斤对方的论据)

这一炮把检察官打了个大红脸。韬奋穷追不舍,又反问道:“我们打电报请张学良抗日,起诉书说我们勾结张、杨兵变,我们发了同样的电报给国民政府,为什么不说我们勾结国民政府?共产党给我们写公开信,起诉说我们勾结共产党,共产党也给蒋委员长和国民党发公开信,是不是蒋委员长和国民党也勾结共产党?" (揭露对方的理由虚假,不能自圆其说)

旁听席上一片笑声。检察官哑口无言。憋了半天,才支吾吾地说:“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,给国民政府的电报并没有引起兵变。”(真是蹩脚的论证,有此漏洞,必败无疑)

史良反问:“比如一刀店,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,也许去杀人,检察官的意见,是不是买了刀的杀了人要刀店负责了”(类比反驳,妙语解颐。)

旁听席上又是一片笑声。

沙千里说:“给张学良通电,因为张是东北人,应该去打日本,收复失地。至于西安事变是否因通电而起,应该去问张学良。”

于是,“七君子”的十多位辩护律师相继发言,要求传张学良出庭作证。检察官如坐针毡,推诿说:“不用传讯张学良,有询问笔录就行了。”——其实,张学良此刻早已被蒋介石在溪口软禁起来。被告和律师们明知高院纵有包天的狗胆,也不敢去传讯。所以,他们趁此借题发挥,集中攻击检察官,说他办案不公,不虚心查证,罗织入罪……。章乃器更是单刀直入,指着检察官挑战:“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,是应当的,但我们更希望他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,否则棉纤维他做一个中国人,也丢尽我们老百姓的脸

检察官再也坐不住了,跳起来恼羞成怒地大叫:这是恶意侮辱检察官,你叫什么?你叫什么?记入笔录。我要检举,我要起诉!”

旁听席阵阵哄笑。律厢团全体起立,嘲弄地纷纷报名,检察官气得七窍生烟,仓皇失措的审判长只得大摇其铃,宣布暂时退庭评议。

半小时后,重新开庭,审判长只说了如下几句话:关于请求调查西安事变与救国会关系的事,评议结果,决定向军委会调阅军法会审案卷及事变真相。其它请求无调查必要。退庭。”他没有宣判定罪,甚至不敢宣布何时再审。事实上,这是最后的一次审讯,谁是胜利者,谁是失败者,一切都已是明明白白了。

就在审讯同时,全国各地一次又一次声援七君子的高潮汹涌而来。

193775,以国母宋庆龄为首的12名知名人士直奔江苏高等祛院,申明愿为救国而与“七君子”一同入狱。

193777旧,芦沟桥事变爆发,中国进入全面抗战,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新形势下形成,中共代表周恩来再上庐山。“释放政治犯”问题在会谈中再度列入议程。

……

在这种种新形势面前,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,先是停止羁押,具保释放。”终于,在1939126日由四川省高等法院宣布撤销起诉。

爱国和正义赢得了胜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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