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七君子”事件

30 年代，中国人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一些爱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酝酿成立救国会的组织，以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参加救亡求存运动。国民党政府对此十分惊恐，力图以笼络手段窃取救国会的领导权。在屡遭救国会领导沈钧儒等人的拒绝后，恼羞成怒，转而采用镇压手段，在1936 年11 月22 日深夜将沈钧儒、章乃器、沙千里、邹韬奋、，李公朴、王造时、史良七人逮捕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“七君子事件”。

案发后，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汹涌澎湃的抗议声潮，被迫改秘密逮捕为公开审案。但是他们仍心存幻想，想借此审出个“联合共产党反对政府”的结论，以镇压进步人士。于是在法庭上，“七君子”面析庭争，与审判当局展开了多次激辩。

下面，是双方论战的一些片断：
审判长问：“你赞成共产主义吗？”

沈钧儒答：“赞成与不赞成共产主义，这个提法是滑稽的，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，就是我们从不谈什么主义。起诉书竟指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，不知检察官何所依据？如果一定要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，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、爱国主义。”（检察官的问话，如认可则落入圈套，如否定则于心相违，为不让对方借此做文章，回绝是最好的方法）。

审判长：“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”（不甘罢休、暗伏杀机。若肯定，则有联合共产党之嫌，若否定，则故意说谎）。

沈钧儒：“共产党吃饭，我们也吃饭，难道共产党抗日，我们就不能抗日吗？审判长的话，被告不能明白。"

(巧妙回避，对问句不作直接简单的回答，而以“吃饭”与“杭日”相类比，揭穿审判长的荒谬逻辑；因为，审判长的问句意蕴：

共产党要抗日，

“七君子”要抗日，

所以“七君子”是共产党。

这是一个错误的三段论，其中词——要抗日并不周延。完全可以类推出：

审判长要吃菜，呆鹅要吃菜，

所以，呆鹅是审刊长。

沈老的最后一句话，“审判长的话，被告不能明白，”是以否定的语句， 实则戳穿审封长“故入人罪”的险恶用心。）

审判长：“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？”

沈钧儒：我想抗日求统一，当然是人人同意的。如果要说因为共产党抗日，我们就需要说不抗日；共产党说要统一，我们就需要说不统一，这种说法，是被告我所不懂的。”

（沈老的回答很有策略，第一，对“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”的问句采取回避，而以“抗日求统一，当然是人人同意的”作答，人人同意，自然“我也同意。但又不留“通共”的辫子。第二，相机反诘，指出抗日统一不特是共产党，而是全民族的共同要求。审判长若不是糊涂，便是故意陷害，至此，对方在这一问题上已再无还手之力。）

审判长不得不转换话题，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：

“共产党真能抗日吗：他们一面主张抗日，一面主张土地革命，你晓得吗？”

晓得共产党的主张，在审判长看来自然就与共产党有联系，对此，沈钧儒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断然回绝：

“这要问共产党员，我不知道！”

审判长还不死心，又问：“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吗？”（这是一个复杂问句，在什么方面被科用？是否被利用？任何仓促的回答将落入圈套，且看沈老如何回答。）

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，我甘愿被他们利用，并且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，我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。

 ( 1、破斥模糊问句，点明我甘愿被他利甩抗日，2 、破斥“被共产党利用说“，我甘愿被任何人利用抗日。回答既合乎一贯主张，又天衣无缝，滴水不漏，这是出色的假言应对。）

问：“组织救国会是共产党指使的吗？”

答：刚刚相反，我们组织救国会，正是为了要叫共产党一致抗日。审判长这样的问话，是错误的。

问：“救国会有共产党么？”

答：“救国会会员很多，是否有共产党，无从知道。对于入会之人，不能问他是不是共产党，只问他抗日不抗日。并且共产党哪里会自己说明是共产党呢？所以要间也向不出来。（回绝应对，理由充足，严正声明救国会只是杭日组织，不顾及会员的党派，戳穿对方“救国会有共产党”就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圈套）

……

沈钧儒先生的“供词”，虚实相际，兼用回绝、回避、巧妙回答等各种应对方法，供证无懈可击，在救国会和共产党的关系，这个最为敏感，也是审判长急欲突破的关键问题上，对方也没有捞到一丝一毫的证据。其实，七君子中哪一个不曾和共产党打过交道呢？甚至于他们的至亲好友之中就有共产党员，可是，他们不是青蛙，谁也不会自动往蛇口里跳的。

1937年6月11日的初审，审判当局没从沈钧儒等七个“被告”中捞到任何便宜。

但是七君子也不满意，他们对自己在法庭上的斗争作了几番检讨，比较一致的感觉，是大家的态度太和平，一问一答，对题作文，有些被动，虽然也反驳，但是火力不够，声势不足，好似武松打虎，该使出全身力气的，只用了五分，比如邹韬奋，在法庭

上讲话比平常语调还低三度，旁听的人反映听不见。公朴说：“你是书生，心慈嘴软、笔如椽而口如瓶。”大家认为，在法庭上要敢于大声疾呼：理直气壮地宣传自己的主张，反击法官们的诬蔑。

韬奋接受了大家的批评，每天像个小学生似的，跟公朴学唱《 五月的鲜花》，《 大路歌》等歌曲，吊嗓子，练“台词”。各人都反复琢磨准备“供词”，打算在二审时，发动一次激昂慷慨的雄辩式的大攻

1937年6月25日，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“爱国犯”。

二审一共进行了七个多小时，七君子的“阵前练兵”大起作用，被告们不仅是按题作答，而且不断反质询，多次把审判当局问得张口结舌，面红耳赤。例如：

审判长问沈钧儒，是否煽动罢课？ 沈老反问，“罢课太多，究竟问的是哪年哪月哪日哪次？是全上海，还是哪个学校。是哪个煽动的？证据何在？与救国会有什么关系？……”一席反诘，审判长低头无言。

审判长问：“你们主张容共吗？”李公朴反问：“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先生主张容共，实行容共，中山先生错了吗？连我们集会纪念中山先生，援助日本纱厂罢工工人，也被列为罪状，试问你们要不要作中国人？”审判长低头无言。

审判长问：“你们主张联合共产党，是不是危害民国？”史良反问。“好比一家人家，强盗打进门来，我们叫家里兄弟姐妹不要自己打自己了，首先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强盗，这有什么错？能说是危害民国吗？只能说是危害帝国——日本帝国主义，除非检察官是日本人，才会判我们救国有罪！”

审判长问：“《生活日报》 说人民阵线和人民救国阵线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”邹韬奋发问：“去年7月，一位读者来信中曾用人民阵线四字。我答复说团结抗日很好，但用人民阵线四字有毛病，不可再用，以免误会。起诉书反说我提倡人民阵线，岂非断章取义，故入人罪？”审判长低头无言。

一直在侷促不安，侯机出击的检察官，以为有了机会，突然起立，斥责道：“被告刚才说本检察官断章取义，故人入罪是不对的、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，叫他出兵抗日，他没有中央命令，怎能抗日？并且他离绥远很远，事实上也不能抗日，本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，被告不能随意指责。”

练了嗓子的韬奋大声驳斥：“我刚才说断章取义、故入人罪，是指人民阵线而言，检察官却牵涉到张学良问题上去了，真是牛头不对马嘴！……” （揭穿对方的诡辫）

辩护律师李文杰接茬说：“绥远和陕西是毗连省份，检察官说距离甚远，实在太无地理知识。（从事实驳斤对方的论据）

这一炮把检察官打了个大红脸。韬奋穷追不舍，又反问道：“我们打电报请张学良抗日，起诉书说我们勾结张、杨兵变，我们发了同样的电报给国民政府，为什么不说我们勾结国民政府？共产党给我们写公开信，起诉说我们勾结共产党，共产党也给蒋委员长和国民党发公开信，是不是蒋委员长和国民党也勾结共产党？" （揭露对方的理由虚假，不能自圆其说）

旁听席上一片笑声。检察官哑口无言。憋了半天，才支吾吾地说：“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，给国民政府的电报并没有引起兵变。”（真是蹩脚的论证，有此漏洞，必败无疑）

史良反问：“比如一刀店，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，也许去杀人，检察官的意见，是不是买了刀的杀了人要刀店负责了”（类比反驳，妙语解颐。）

旁听席上又是一片笑声。

沙千里说：“给张学良通电，因为张是东北人，应该去打日本，收复失地。至于西安事变是否因通电而起，应该去问张学良。”

于是，“七君子”的十多位辩护律师相继发言，要求传张学良出庭作证。检察官如坐针毡，推诿说：“不用传讯张学良，有询问笔录就行了。”——其实，张学良此刻早已被蒋介石在溪口软禁起来。被告和律师们明知高院纵有包天的狗胆，也不敢去传讯。所以，他们趁此借题发挥，集中攻击检察官，说他办案不公，不虚心查证，罗织入罪……。章乃器更是单刀直入，指着检察官挑战：“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，是应当的，但我们更希望他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，否则棉纤维他做一个中国人，也丢尽我们老百姓的脸”

检察官再也坐不住了，跳起来恼羞成怒地大叫：这是恶意侮辱检察官，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记入笔录。我要检举，我要起诉！”

旁听席阵阵哄笑。律厢团全体起立，嘲弄地纷纷报名，检察官气得七窍生烟，仓皇失措的审判长只得大摇其铃，宣布暂时退庭评议。

半小时后，重新开庭，审判长只说了如下几句话：“关于请求调查西安事变与救国会关系的事，评议结果，决定向军委会调阅军法会审案卷及事变真相。其它请求无调查必要。退庭。”他没有宣判定罪，甚至不敢宣布何时再审。事实上，这是最后的一次审讯，谁是胜利者,谁是失败者，一切都已是明明白白了。

就在审讯同时，全国各地一次又一次声援“七君子”的高潮汹涌而来。

1937年7月5日，以国母宋庆龄为首的12名知名人士直奔江苏高等祛院，申明愿为救国而与“七君子”一同入狱。

1937年7月7旧，芦沟桥事变爆发，中国进入全面抗战，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新形势下形成，中共代表周恩来再上庐山。“释放政治犯”问题在会谈中再度列入议程。

……

在这种种新形势面前，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，先是“停止羁押，具保释放。”终于，在1939年1月26日由四川省高等法院宣布撤销起诉。

爱国和正义赢得了胜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