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  言

    建成于公元1886年的上海黄浦公园，自开放之日起就不允许作为纳税主体的华人进入，还将华人与狗相提并论。这种侵犯华人合法权益、涉嫌蔑视华人的行径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。经过60余年的坚持不懈的斗争，这一公园终于从1928年6月1日起对中国人开放。

    这一转变，要特别感谢一位大律师——陈霆锐。正是时任上海工部局华人董事的他与其他人一起奔走呼号，多方交涉，终于促成召开租界纳税人会议，讨论并通过了对华人开放公园的决议。 

一、出生书香，聪颖好学

    陈霆锐（1891—1976）原名政，乳名翰臣，号霆锐，后以号行，苏州葑门外郭巷镇人。先世约于明末清初从华北迁居郭巷，第四世祖先陈大来（悦周）、施氏夫妇均长命百岁，满清朝廷曾钦赐黄马褂一件以示祝贺。祖父钟鹤为陈氏第八世，开始由商人转向读书，曾发起重建郭巷镇泰安桥。父陈希濂（1867—1945）字舲诗，号麟书，又号琢孙，清光绪十七年（公元1891元）乡试第二名举人（亚元），曾担任过江阴县教谕（一种祭祀孔子、管理秀才的小官），民国时期曾任苏州晏成中学讲席、东吴大学国文讲席等，爱好诗文，有《吴门百咏》等传世。

    陈希濂娶一妻一妾，生有四子八女（三子六女长大成人），其中一个女儿陈景湘嫁给茅以新（桥梁专家茅以升的弟弟），最小的女儿陈景绣嫁给翁之达（状元翁同龢后裔）。陈霆锐为家中长子，不但刻苦力学，而且天资聪颖。陈景湘的外孙女茅青在《一个家族的150年》一书中说，大舅公（指陈霆锐）是家中最聪明的孩子。陈霆锐的弟弟、我国无线电宗师陈章教授在《我的大哥》一文中也说，陈霆锐在东吴大学读书期间“爱好音乐，凡是钢琴、箫、笛以及洋琴，奏起来都娓娓动听”。这实际是他天资聪颖的一大表现。陈霆锐在《先室周氏家传》里也说：“余自入学校，以天资尚佳，颇露头角。举凡中英文及理数各科之大小考试，无不名列榜首。翩翩年少，声名藉甚”。其《行述》则称：“先生幼承庭训，刻苦力学，擅于文章”。

    笔者最早听说陈霆锐，是在曾祖母的妹妹那里。曾祖母的父亲戴万全，年龄与陈希濂相仿，曾任民国郭巷乡议会副议长等职，陈希濂回郭巷，经常要去看望戴万全，曾祖母的妹妹因此见过陈希濂。在她印象中，陈举人（指陈希濂）是个白胡子的老人，他的儿子陈霆锐是著名的大律师，号称“上海滩第二块牌子”（第一块据说是虞洽卿女婿江一平）。

    陈霆锐从小爱好文学，1906年入基督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（苏州大学前身）学习英国文学。当时科举制度刚刚废除不久，国内的高等学府还是凤毛麟角。东吴大学从教学到管理模式都照搬西方，为他良好的英语功底打下了基础。两年后陈霆锐因病缀学，经中西医诊治才得以恢复，但继续上学已经没有可能，于是他在苏州第三小学教了一年英文，陈章还做过他的学生。

    结婚后，陈霆锐去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纂员，兼任德国报刊《协和报》的翻译工作。期间他翻译了不少书籍，有案可查的如《福尔摩斯侦探全集》（12册，1916年与程小青、陈蝶仙、严独鹤、周瘦鹃等一起翻译，中华书局出版）、《西洋拳术》（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）、清外史丛刊《慈禧写照记》（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）；此外还翻译了《基督传》、《丁格尔步行中国旅游记》等（见《苏州市志》第三册877页）。

    最值得一提的是《福尔摩斯侦探全集》，全书收录福尔摩斯探案44篇，包括了4部长篇和一大批短篇，由于内容完备、情节生动，再加上在陈霆锐等人的努力下，翻译质量较高，所以初版后销路看好，三个月后就再版，二十年中出了二十版之多。日本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看到后感叹：中国侦探小说发展比日本晚很久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是至少在福尔摩斯故事翻译方面比我们进步很多，相当意外（江户川乱步《海外作家和作品》）。

二、负笈美国，深造法学

    工作之余，陈霆锐不甘心学业就此结束，决心业余进修，于是入东吴大学设在上海的法科夜校学习，认真钻研各国的法律知识，同时英文水平进一步提高。1920年毕业后，陈霆锐仍不满足，想留学美国，以图上进。

    但当时陈家食口众多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，留学经费无着。正好中华书局委托翻译一册厚厚的《德国近代政治史》，翻译完毕可拿到500大洋，足够路费及一年的留学费用。陈霆锐花了半年时间潜心翻译，终于完成。不料此时中华书局悔约，拒绝收纳，陈霆锐半年的辛勤全部化为乌有，一时痛苦万分。

   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。陈霆锐夫人周聿震的老师兼好友、苏州慕家花园英华女中教务长石如玉知道后，毅然拿出自己的积蓄，资助陈霆锐留学，还为陈霆锐介绍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医科的丁懋英，为他选择留学学校、科目出谋划策。陈霆锐最终选择了密歇根大学法科，成为最早留学该校该专业的东吴法科毕业生之一。在他之前留学该校该专业的东吴法科毕业生，只有王傅璧一人；同届也只有他和吴经熊、陆鼎揆三人。

    当时东吴大学为新办学校，名气不响，学生在校获得的学分，要想得到美国著名大学的承认十分困难。在丁懋英的得体交涉下，密歇根大学承认了陈霆锐在东吴大学法科的全部学分，陈霆锐也因此于两年内先后获得密歇根大学的政治学硕士、法学博士学位。

    因为有深厚的学养基础，又接受过真正与美国法学院接轨的完整的英美法学习训练，所以陈霆锐业务能力非常强，他毕生的事业也因此发生转折。

    回国后，陈霆锐先后执教于东吴大学，暨南大学，群治学院，中国政法学院，并执律师业务，还应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特约撰写政治法律专论。期间，他曾撰写了不少法学论著，如《公民》的第二册《法制》(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30年)等；还发表了众多法学论文，如《自由权契约权财产权新论》(1922年)、《行政委员制论》(1923年)、《习惯法与成文法》(1924年)、《论例案》(1924年)、《论国家收用权》(1924年)、《省宪之几个根本原则》(1924年)、《新宪杂评》(1924年)、《论离婚》(1925年)、《论中家收用权》(1925年)、《商法》（英文本，商务印书馆）等。

三、望闻问切，公正办案

    陈霆锐以高等学历的过硬业务赢得了客户的信赖。陈章在《我的大哥》一文中说，当时流行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，于是许多单位纷纷在申报上刊登广告，申明聘请陈霆锐，陈霆锐因此名声大震。

    不光单位，社会名流也争相聘请他做辩护律师，所以陈霆锐律师业务兴旺。如1926年上海县长危道丰向法院控诉刘海粟，认为他聘请裸体模特儿有辱人格、毁谤名誉，要求赔偿损失。传票由法租界捕房陪同法警送到刘海粟手里，刘就委托陈霆锐、吴经熊两位律师出庭为其辩护。

    而陈霆锐的外甥茅于轼在《八十自述》中说，陈霆锐“因为替五卅惨案的纱厂工人维权而名噪一时，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律师”。

    陈霆锐后来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：“吾执行律务，有两大原则，三条细则。第一大原则，‘为人谋而不忠乎’。律师职业，至为高尚，亦至为重要。当事人以身家性命相托，为其律师者，当如何忠心耿耿，在法律范围之内，打算一切，以求胜利。此与名医受病家付托之重，务祈药到病除，理无二致。第二大原则为‘必也使无讼乎’。讼则终凶，古有明训，故余每接办新案，首先着眼者，为此案是否有和解之可能，双方当事人是否有和解的诚意。如果能近取譬，为之解释，一切迎刃而解，化干戈为玉帛。双方言归于好，岂不是一桩最为愉快之事。”

    陈霆锐所说的三条小细则，第一是讲老实话。他说：“律师办案，犹之医生诊病，其入手方法为‘望、闻、问、切’四字。律师办案手段相同。所不同者，彼乃切之以脉，吾乃切之以法耳。四事既尽，余可晓得该案之大概情形，并胜败之数，老老实实，告诉当事人，使他胜而无骄，败而无怨。若一辈卑劣无耻之律师，往往虚者实之，实者虚之，不顾当事人之利害关系，而唯利是图，此则有背律师道德、国家法律，如何对得起当事人。”

    第二细则为平等待遇。陈霆锐说：“余从事律务达数十年之久，办理案件不下五六千件，所遇当事人，上至达官贵人，富商巨贾，下至贫无立锥之穷苦细民，一律平等待遇。决不可以案件之大小，与收公费之多少，而有所歧视……

    第三细则为“人情味”。陈霆锐说：“当事人以案件相托，或者有关于名誉者，或者有关于财产者，或者有关于性命者，律师当然应战战兢兢为之计划一切，同时尤须视同己事，休戚相关，在在显出热忱之人情味，胜则同喜，败则同悲……”

    陈霆锐的公正办案，源于他所接受的西方平等思想。美国圣若望大学副校长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薛光前博士（1910—1978），在1976年陈霆锐逝世之后的悼念文章中提到一个细节，证实了陈霆锐的平等待人、虚怀若谷。同样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的薛光前说，1933年他毕业不久，参加在上海静安寺路华安大厦召开的校友会成立大会，当时大概在二三百人，已是赫赫有名的陈霆锐跟江一平站在主席台上，主持会议，提出了预先拟定的名单，宣告组织校友会。薛光前因为曾在上海市商会做过事情，主管工商业同业工会的指导工作，对党政机关规定的人民团体组织秩序相当熟悉，因之当场起立，说明主席团提出的组织方式与法不合，依照规定应先推举发起人，由发起人推举筹备员，组织筹备会，起草章程，呈请主管机关备案，然后召开成立大会，通过章程，选举职员，报请主管机关立案，方能完成合法手续。

　　薛光前一番陈说之后，陈霆锐没有因为他初出茅庐而不屑一顾，相反认为说得有理，就提出立即推选发起人，再由发起人推定筹备员，组织筹备会，依法进行，得到大家的同意。薛光前也被推为发起人，以后成为校友会组成分子之一。

四、正义凛然，为民请命

    作为一名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，陈霆锐一生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。

    其中一件好事，就是上面提到的替五卅惨案的纱厂工人维权。那是1925年，日本纱厂压迫华工，各大学青年学生群情激昂，游行示威，5月30日，租界巡捕与示威学生发生冲突，巡捕向学生开枪射击，打死打伤不少青年人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五卅惨案”。惨案发生后，陈霆锐写文章控诉上海工部局巡捕房，揭露英国、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和中国政府的无能，并连续在《申报》上发表社论加以抨击，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。

    二是参与收回租界的会审公廨。原来，上海开埠通商后，外国人取得租界内的领事裁判权。1868年4月，根据上海道台和英美等领事商订的《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》，英美租界又设立了会审公廨（也称会审公堂，英文名为Mixed Court）。这是中国第一个“西式衙门”的所在，俗称“新衙门”。根据中外双方的约定，如果案件涉及洋人或洋人雇佣的华籍仆人，由外国领事参加会审或观审；纯粹华人案件，由中国谳员独自审断。但当时懂得法律和英文的中国律师少之又少，所以在很多案例的审理过程中，外国领事危害中国人的合法利益。陈霆锐在审理和辩护时竭尽全力公正办事，维护中国人的利益，但是最高的司法权仍旧掌握在洋人手里，在审判中偏袒洋人而蔑视并损害中国人利益的例子比比皆是。

    如前北京政府总理熊希龄到上海，结果租界巡捕奉公廨的命令。将其拘押。原来熊原先任陕西煤油公司督办时，曾向英国福公司借款四十万元。熊离职之后，此款迄未偿还，该公司就以刑事控诉熊。如此民刑不分、自然人与法人不分，真是旷古奇闻。

    有鉴于此，租界华人总商会、纳税华人会、律师公会及各同乡会等，都认识到立即收回会审公廨的必要。于是1925年4月25日，陈霆锐作为律师公会代表，与总商会会董赵晋卿、东英法学院李祖虞、前司法总长董康亲赴南京，向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、江苏省省长陈陶遗当面请愿。于是陈霆锐和谢永森律师被聘为法律委员，到1926年8月，议定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九条，其重要之点包括：（一）会审公廨改为上海临时法院，除有领判权国家侨民为被告的案件不得受理外，其他租界内一切民刑案件，都归该法院审理；（二）凡当时适用于中国法庭的一切法律，及以后公布的各项法律条例，均适用于该临时法院……（四）观审员对于证人与被告，非经中国法官允可，不得提出诘问，且不得干涉中国法官已宣示的判决；（五）临时法院之外。另设上诉法庭，办理租界治安直接有关之刑事上诉案件，及华洋诉讼之刑事上诉案件。

    1927年1月1日，领事团正式交还会审公廨，改组为上海临时法院。我国终于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法律权。陈霆锐等人还并担任了上海临时法院的手续法委员。

    三是帮助杰出的文学家、评论家、革命家邹韬奋。邹韬奋原读交通大学，后因故决定改读学费昂贵的美国教会所办圣翰大学。陈霆锐于是介绍他担任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的秘书工作，后又将那邹介绍给办职业教社的社长黄炎培，当了该社周刊的编辑，邹韬奋从这些工作中获得了深造所需的资金，同时文笔得到锻炼，终成一代伟人。

    四是为“七君子”辩护。1936年，“七君子”沈钧儒、邹韬奋、李公仆、沙千里、史良、章乃器、王造时，因所谓的“非法组织上海各界救国会”等罪名遭到逮捕。陈霆锐与张志让、俞钟骆等律师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，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意见一致的21人的辩护团，竭尽全力为“七君子”进行辩护。他们以抗日爱国有功驳斥国民政府的“爱国有罪”，同时揭露政府当局捏造事实、陷害爱国人士的险恶用心，成功的辩护为社会各界营救“七君子”营造了声势。1937年7月，国民政府不得不释放爱国“七君子”。

    此外，陈霆锐等人还担任了大量的社会职务，为公益事业操劳。1929年6月16日《申报》就记载：（上海）市政府为促进市政建设起见，特设建设讨论委员会，聘定虞洽卿、王晓籁、钱新之、叶惠钧、陈霆锐等三十九人为委员。此外还担任过上海工部局华人董事。本文开头提到的黄浦公园华人不得入园的牌子，就是他在任工部局华人董事时，与其他人一起奔走呼号，多方交涉后拆除的。

五、正气浩然，参与立宪

    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陈霆锐以其社会影响，被敌伪圈定为罗致对象。陈霆锐保持了坚贞的民族气节，抛弃了上海的庞大家业，毅然出走，到达香港，后又转至重庆，仍执律师业务，并任国民政府参政员，蒋介石也时常召见，倍加慰勉。

    1945年1月，陈霆锐奉司法院院长居正之命赴美国考察司法，受到美国政府各部要人的接见。他在《杜鲁门总统望之不似人君》一文中说：“是时，中美并肩作战，胜利在望。两国邦交，正登尖峰。所以余当时虽仅为一区区调查美国司法专员，而美国各政府机关表示相当热诚。国务院特为余在白莱雅大厦（为美政府招待贵宾之所，至今仍存在），开鸡尾酒会，以示欢迎之意。要人到者甚多，尤其在司法方面，其最高法院之大法官，几乎全体参加。而主持其事者，即为前国务卿艾契逊氏（时为助理国务卿……）”。

    回国后，陈霆锐当选为国民制宪大会代表。

    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系民国国民政府为召开制宪国民大会，于全国各地选举出来的代表，其目的在于完成中华民国宪法的制订，以期国家迈入宪政时期。

    原来，1928年北伐之后，中华民国进入训政时期，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实行训政，另一方面为实行宪政做准备。1936年通过《五五宪草》，国民政府预定于1937年举行制宪国民大会，于是在1936年同年，于全国举行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，大部分地区的制宪代表由民众选举产生。但随后抗战爆发，制宪工作暂停，选出的代表并没有展开实际任务。一直到1946年，制宪国民大会才正式召开，不过十年前选举出来的代表资格仍旧有效。当时律师团体代表一共10人，其中就有陈霆锐、江一平等人。

    在这一制宪大会上，陈霆锐究竟提出了多少主张，起了多大作用，尚有待考证（其《行述》中只说他“对中华民国宪法之制订，贡其心力焉”）。但早在各省推行省宪的时候，陈霆锐就进行过研究。他在《省宪之几个根本原则》（载《法学季刊》第1卷第7期，东吴大学法律科法学季刊社1923年发行）中说：“（省宪）偏重理想政治太多，而忽略现实政治”，“结果反失其真实之作用，成为有名无实之具文”。

    解放前夕，陈霆锐迁居台湾，曾任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，后又定居美国。

    1954年7月29日，“教育部”以东吴补习学校办学绩效卓著核准，先行成立“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”，陈霆锐出任院长。该学院设法律、政治、经济、会计四学系，附设外国语文学系。该校校史说：“霆锐为校务筚路蓝缕孜孜矻矻，贡献殊多。”

    1955年6月，陈霆锐辞去院长职务。1956年移居美国，住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。1966年2月回台湾观光，3月1日在总统官邸再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。1974年8月重新返台定居，仍执律师业务。1976年8月15日因心肌梗塞发作去世，按农历计算享年87岁。

后   记

    在长期的律师生涯中，陈霆锐积累了大量的财富。茅青在《一个家族的150年》一书中，专门撰写了《外祖母的大哥陈霆锐》一节，对陈霆锐的奢华生活作了如下叙述：

    “小时候无论外祖母还是母亲，还是家里别的亲戚，他们虽然从来不提陈霆锐的名字也不说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，但常会提到我这位‘大舅公公’在上海时的各种故事。讲得最多的是他家里豪华的排场，吃穿用度之精致以及他的妻子子女的逸闻轶事。对周遭生活皆简单朴素，物质贫乏单调，从未见过什么大场面的我们来说，这些故事仿佛是生活的调味料，也给我们增加了很多想象的空间。我记得母亲曾说大舅公公家有一幢花园洋房，家里有一个西餐厅和一个中餐厅。西餐厅的摆设完全与中餐厅不同，西餐用的西式长形餐桌，餐具是银制的刀叉；中餐桌是圆桌子，筷子是象牙筷等等。尽管只能想象那种从未见过的“豪华”，也足够使自己在脑子里编织一点奇妙的享受氛围。”

    陈章也在《我的大哥》一文中说：“当时流行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，每年一百元，不做任何事。请律师的目的是保护自己单位利益不受伤害，所以各单位在上海最著名的申报大登文章，头版上载着陈霆锐的大名，（陈霆锐因此）名声大噪，成为全国闻名的要人。同时规定，凡属诉讼，不论谁胜，律师收费30%，而上海摊上诉讼内容不外富户巨商间商业或遗产问题，所以律师的收入可观……（陈霆锐）律师业务兴旺发达，假使说日进斗金也不为过。他最初住在宝山路，共迁居四次，一次比一次考究，最后在沪西安和寺路建豪华别墅，陈设奢侈，古董古玩，装饰华丽自不待言。”

    陈家老邻居董仲朗介绍，陈霆锐在上海安和寺路（今名新华路）的别墅位于150号，其中有洋式别墅，还有操场、篮球场。此外，陈霆锐购买了当时最新式的“皮尔卡”汽车，为此他花去了3200两银洋。

    陈霆锐曾娶过三位妻妾，结发妻子周聿震为上海宝山罗店镇人，曾在苏州读书，才貌双全，聪明贤惠，生两子三女，三女分别叫陈庆云、庆华、庆成，其中庆成嫁给美籍著名物理学家张可南；儿子陈明法、明达（早逝）。陈霆锐后来在悼念周聿震的文章中说：“余二人夫妻相合，共计四十年，期间流离播迁，艰苦备尝，言不能尽，传不能详。先室无负于余，余实有负于先室多矣。”

    妾周云芳为苏州湘城人，27岁因病去世，留下一对双胞胎儿子陈明志、陈明哲。

    陈霆锐后来又娶一妾名陈如云，后来随陈霆锐一共去了台湾、美国，但未生育。《行述》称：（陈霆锐）孙曾辈多数十人，均卓然自立，有所贡献于世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感谢陈霆锐儿子陈明志、侄儿陈修明、知情人董仲朗提供资料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