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沈钧儒

沈钧儒（1875年1月2日－1963年6月11日），字秉甫，号衡山，浙江嘉兴人，晚清进士，著名律师、社会活动家、政治家。

沈钧儒于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（1875年1月2日）出生于苏州，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考中末科进士。次年，年留学日本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回国，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、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。

    辛亥革命爆发后，任浙江都督府警察局局长、浙江省教育局局长。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加入同盟会。民国十一年（1922年）任北京政府参议院秘书长。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北伐军攻克浙江时，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。民国十七年（1928年）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，同时执行律师业务。于当年加入上海律师公会，曾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，常务执行委员、理事，是当时著名律师。

    四一二政变后，沈钧儒被拘禁，后经营救获释。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年），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。抗日战争前夕，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，被国民政府逮捕，成为著名的“七君子”之一。抗战爆发后出狱，筹建抗敌救亡总会，任主席，并创办《全民周刊》、《全民抗战》。民国十八年（1939年），组建统一建国同志会，后又与黄炎培等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。民国三十三年（1944年），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，沈钧儒当选中央常务委员。抗战胜利后，担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。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，代表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。次年，民盟被政府取缔，沈钧儒坚持斗争，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，声明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。

    民国三十八年（1949年），沈钧儒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，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。此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，首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，同时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副主席，第二、三届中央主席。1963年6月11日凌晨在北京逝世，终年89岁。

    二、沈钧儒大律师一则辩护轶事

沈钧儒：大律师为璧山历史教员打官司

（节选自刘义禄《大律师沈钧儒在重庆》）

　  沈钧儒大律师，字秉甫，号衡山，浙江嘉兴人。清光绪时期的进士。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，回国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，主张贯彻民主，拥护宪法。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任护法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。1927年后，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，同时执行律师职务。解放后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

 　 1942年春，沈钧儒、沙千里、林亨元、崔国翰组建了“平正法律事务所”，当时沈钧儒还担任了新华日报社、鲁迅纪念委员会以及生活书店等13家书店、出版社的常年法律顾问，同年被选任重庆律师公会常务理事。

    1944年3月，大律师沈钧儒接受了被告人张理的委托担任辩护人。沈钧儒邀了律师林亨元协助办理此案，通过阅卷、调查取证后，在开庭前一天，从现在的渝中区凤凰台出发，乘车前往璧山。

　  被告人张理，原是璧山县立中学的一位历史课教员，此人胆大心直，见不得当时社会上一些污七八糟的事，他在上历史课时，学生们往往要求他讲点时事新闻，于是他的历史课便形成了一条惯例：先讲一周来的国内外重大时事新闻，然后才讲正课，有时联系实际，讲到当时国民政府的官员贪赃枉法时，张里强调“观今宜鉴古，无古不成今”便大发牢骚，直言不讳，骂得政府官员狗血淋头，学生们很喜欢他，而学校当局却胆小如鼠，深怕惹出事端，对他十分嫉恨。就在这学期临开学时，璧山县地方法院检察官认为张里的言论触犯了《中华民国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》以“危害民国罪”提起公诉。

　  当沈钧儒和林亨元乘车前往璧山途经青木关时，公路上突然闪出一帮军警，拦住汽车要检查，并对车上的乘客一个一个地进行盘问。最后，军警放行了其他乘客，唯独拦下了沈、林两位律师。

原来，当局有意识拦阻沈、林二律师到璧山出庭，怕沈钧儒义正辞严的辩护会使案子审不下去。

　　沈钧儒气恼，叫声“亨元，我们找戴笠去！”便马上搭乘开往重庆的汽车回到第一区（渝中区），直闯军统局。戴笠一听沈老找上门来了，不由一阵头痛，这老头儿当年在孙中山革命时期的广州护法军政府当过总检察长，现在又是声名远扬的大律师，而且老头儿脾气倔犟，是个不好惹的人物，看来不见不行。戴笠硬着头皮亲自到大门口将沈钧儒和林亨元请进了局长办公室。沈老一坐下便直言不讳地质问戴笠：“你们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去出庭？”戴笠故作诧异：“到底什么事让老伯如此生气？”林律师将青木关受阻之事说了之后，戴笠绕圈子道：“我实在不知道，我没有叫他们这样做，谁胆敢给老伯找麻烦，我一定追究他的责任。”

　  最后还不得不表示：“老伯尽管到璧山出庭，我保证沿途再不会发生什么事情。”说完，躬送沈钧儒和林亨元二位律师走出了军统局大门。

戴笠此举，是为了延误沈钧儒出庭时间，而沈、林二位离开军统局后，立马转身购票搭乘汽车奔往壁山，以便及时出庭，掌握诉讼活动的主动权。当汽车经过青木关检查站时，戴墨镜的高瘦子在盘查其他乘客时，连连对沈钧儒点头哈腰：“老伯不要见怪，上午是个误会。”沈、林对他并不理睬，坐在车中旁若无人。

　　到了璧山，已是暮色苍茫，他们住进经常投宿的“临安旅馆”，用过晚饭，稍事休息，便拿出张理“危害民国”一案的阅卷记录和一大叠调查材料，研究、讨论起来，并拟出辩护要点，由林亨元执笔写成书面文书，当林亨元写成搁笔时，手表上的时针已指向凌晨2点。关了电灯，刚合上眼，只听墙外“扑通”医生，林亨元困乏得很，没有介意，翻身便呼呼进入梦乡；而沈钧儒并未睡着，心里明白，定是坏人捣鬼。忽然，只听得板壁有叩击声，同时伴有轻声：“沈老师，前后左右和楼顶有便衣监视你们，要注意！”沈老咳嗽一声，表示“知道了”。

　　第二天，上午8点，璧山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厅，十分庄严，庭丁（法警）守候在审判台两旁，面对台下左方检察官的座位上，已经端坐了一个穿着黑色大褂的检察官；右边辩护律师的席位上，沈、林二律师也早坐定；当主审法官、推事坐上审判台后，庭丁便押上被告人张理站在中间。小小审判厅的旁听席上，座无虚席。

　　法庭经过庭审调查、两轮辩论，沈大律师在辩论中慷慨陈词：“被告为人师表，对莘莘学子宣讲《中央日报》上已经刊登了的时事消息，未加评说，如实传播，何罪之有？既然报纸都能登，为什么老师就不能说？贪官污吏既然客观存在，报端也提出指责，难道张理就不能宣传？宣传了就触犯了刑律？如果说张理在‘危害民国’，那么，《中央日报》岂不更加在危害民国！？真正危害民国的不是张理，而是那些行尸走肉的贪官污吏！”说到这里，旁听席上掌声雷动，惊呆了检察官、气坏了大法官，法官连敲法锤，睁大了双眼吼道：“肃静，肃静，不准鼓掌！”同时宣布休庭。

　　过了一天，上午开庭，审判长宣布：“检察官指控张理危害民国，查无实据，危害民国罪不能成立。宣告张理无罪，当庭释放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