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民国史，绕不开“五四”，谈“五四”运动，自然要提到当时被视为“卖国贼”的曹汝霖。随着后世研究的深入，曹汝霖在中国外交失败中的责任究竟几何，已逐渐得到厘清。曹本人的形象，也渐次丰满：作为最早一拨留洋归来的法学科班生，曹汝霖在“卖国贼”的标签背后，曾有一段律师执业生涯，并一度在民国初年的律师界引领风气之先。

   东渡日本，决定了曹汝霖此后一生的“亲日派”身份。在日本接受的长达3年的法学科班教育，也使曹成为了民国初鲜见的有法学背景的政治人物。而作为最早的民国执业律师，曹汝霖的执业时间虽只有短短一年，却也在中国律师史上，留下了他的痕迹。

   从学法律到教法律
   从神户乘坐一通宵火车后，曹汝霖抵达东京。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，日本国内正一派朝气，曹汝霖等留学生抵达之前10年，日本刚颁布明治宪法，正式确立君主立宪政体，在政治体制上成为了清廷的老师。于是，上野的樱花树下，中国留学生蜂拥而至。
   1901年，抵达日本的曹汝霖先就读早稻田专门学校，后转到东京私立法学院（后改名为中央大学）。当时日本的私立法政学校共有6所，都很有名，上课的教授很多是日本帝国大学的教授兼职，故曹自称所接受的教育，与帝国大学的“功课亦相差无几”。
   历时3年，曹汝霖终获毕业，在日本司法省的许可下，他到日本的各个地方裁判厅见习。回国前，他与友人在东京办起了法政速成班，专教刚来日的留学生，“教师都是各大学教师，第一流法学家”，曹汝霖则为日本教授担任翻译，负责翻译刑法和刑诉法的课程。
   1904年，曹汝霖归国，参加了留学生选拔考试，获得第二名，成为中国最早的“洋翰林”。随即，被授以主事（六品），在清政府新设立的商部候补，从此开始宦海生涯。不久，曹又被任命兼职进士馆助教。
   进士馆也是个新设的机构，主要为新科进士讲授法律、政治、外国历史地理各科，聘日本法学博士为正教，选留学生为助教。曹汝霖终于从学生变身为教师，在这里为新科进士们讲授刑事诉讼法。
   官场几年，曹汝霖曾有一次进宫觐见西太后的机会。觐见期间，西太后对日本立宪很感兴趣，曹汝霖则全力游说：“立了宪，开了国会，为团结的中心，一切行政，都可顺利进行了。”据说，当时西太后听完，“若有所思，半顷不语”。
   除了这次罕见的“入宫讲法”，直到1912年，曹汝霖一直供职政府机构，游走于外交事务之间，其法律人的才华反而无暇施展。
        

   死刑案件成功辩护
   1912年，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司法部，9月16日，公布施行《律师暂行章程》，规定法庭诉讼可延请律师，中国的律师制度，就此初步建立。此时，曹汝霖仕途不顺，刚从袁世凯府中辞去公职，遂决定将学自东瀛的法律知识加以应用，开始律师执业。
   按照当时的《律师暂行章程》，成为执业律师，需经过律师资格考试。但因民国建元之初，百废待兴，当时政府尚未能及时组织律师考试，故《章程》又规定：在接受法律教育、从事法学教育以及法律职业经历等方面，满足较之允许参加律师考试更高条件者，可不经考试，直接获取律师资格。
   譬如，“在外国大学或专门学校以及在中国国立、公立大学或专门学校学习法律三年以上，获得毕业文凭者”，可不经考试，径自获取律师资格。如此一来，作为“海归”法学科班生，曹汝霖符合免试申领的标准。
   顺利拿到律师证，曹汝霖发现，证书编号居然是民国的第1号。他将律师事务所设在松树胡同的家中。此时，曹律师的人脉资源可谓得天独厚：大理院（当时民国的最高法院）院长章宗祥是他的好友，各级法院的法官，大多是他留日时的同学。但据曹汝霖自述，做了律师之后，他为了避嫌，反而与这些法官同学们“绝少往来”，“见亦决不谈讼事”。
   这是法治理念在中国逐渐萌芽的时期，诉讼时聘请律师的风气未开，律师在司法程序中的作用，也不为公众所知。
   这种社会氛围下，刚入行的律师曹汝霖代理了一起死刑案件：当事人一审被判死刑，二审维持原判，遂上诉到大理院。该案从事实上看，确实应判死刑，但因现行法律中对该行为无明文规定，属于特殊情形。
   律师曹汝霖在当事人上诉到大理院阶段才介入，了解案情后，曹认为：根据律无明文不能判罪的原则，应判无罪。大理院阶段为书面审理，曹汝霖遂将辩护意见递交法官。最终，大理院裁定：撤销原判，改判无罪。
   收到无罪判决后，当事人全家老小均到曹汝霖的律师事务所叩头致谢，感激涕零，并表示：因家贫，只能送些土特产表示谢意。曹汝霖表示理解，宣布不收酬劳，连手工费用也免了。
    

   离婚案件显身手
   成功辩护这起死刑案件后，公众开始对律师的作用有所了解，以政府高官身份下海执业的曹汝霖，也因此声名远播。松树胡同的律师事务所，从此门庭若市。
   不过，另有研究显示，真正让律师曹汝霖名动京城的，是其代理的一起离婚案件：出宫的太监张某花了300两银子，娶了貌美女子王月贞。婚后，王在太监张某不在家时，卷走金银财物，并向京师审判厅提出离婚。
   太监张某人财两空，非常不甘，向法庭提出：“既然解除婚姻，原来用于缔结婚姻的财产——300两银子，王必须偿还。”曹汝霖担任了原告王月贞的代理律师，在法庭上，曹汝霖提出：买卖人口在前清就是非法，更何况在民国，如果要求偿还王月贞的300两身价银，就等于承认人口买卖为合法，故身价银不应返还。
   最后，京师审判厅的判决基本接受了律师曹汝霖的代理意见，不但将身价银的支付认定是张太监的自愿行为，“不予返还”，而且明确了财产债务问题，不得作为离婚的障碍，并判决准予离婚。
   这一案件的代理对曹汝霖的执业究竟有何积极影响，现有材料很难判断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：民国初年，这起事涉前清太监、离婚等种种八卦元素的案件，在传播上必然有其轰动效应。而且，王月贞背弃诺言，卷财而逃，与当时的主流社会舆论相背离，律师曹汝霖介入后，竟“逆袭”成功，连曹本人都未料到，想必轰动一时。
   一本民国年间出版的律师诉状汇编——《刀笔精华》，收录了当时的33篇经典的律师诉状，其中开头的两篇即为曹汝霖代理的两起案件的诉状，其一为《奸非致死之辩诉状》，另一为《烟案俱发之上诉状》，可见当时曹汝霖代理的案件中，刑事案件仍占有重要地位。
   据曹汝霖自述，从事律师业后，他不管案件大小，来者不拒，每月收入，绰有裕余，大致能在2000元左右。